在2003年8月开始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后，当年年底，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公开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呼吁“不要直接向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金钱，避免您的爱心被不法分子利用”。
   《告全体市民书》的确是“有感而发”，很多流浪在大街上的乞讨者，都是如你我一样的年轻人。而不少流浪乞讨者并不愿意接受救助管理站的“正规”救助，宁愿在街头浪迹，乞讨为生。
“这些人中不乏生性好逸恶劳，并不属于救助对象的‘职业乞丐’。”长沙救助管理站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这些人利用公众的爱心以乞讨为“生财之道”。而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和操纵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一些未成年人沿街强讨，占路强要的现象，已经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和社会秩序，演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在这些情况存在的前提下，长沙市救助站“恳请”全体市民积极配合做好宣传、劝导等工作，并在第三条建议中指出，“救助弱势群体，可通过各级民政部门或慈善机构进行捐助，不要直接向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金钱，避免爱心被不法分子利用”。
   但是随之出现的一个现实是，“职业乞丐”依然鱼目混珠，混淆视听，在这种情况下，“乞讨者”则被一部分社会公众“妖魔化”了。
    记者曾随机问过一些拒绝乞讨者乞讨请求的人，他们的回答基本上是：“不知道这人是真是假，干脆都不给”，甚至，不乏有人恶语相向。
    很多真正需要救助的也因此丧失了最直接的救助机会。很明显，公众对哪些是“真正的乞讨者”缺乏辨别能力，很多人的爱心被迫收起，代之以普遍的“铁石心肠”。
    笔者就亲历过这种心境。在遇到过很多次乞讨者并或多或少给予帮助，很多人都劝不要“受骗上当”。在见惯了穿的整整齐齐跪着求助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之后，于是开始硬起心肠学会了拒绝，直至慢慢把拒绝变成平常。
    曾有一个15岁的乞讨者对记者不解的说，我一不偷二不抢，为什么有些人不但不帮忙反而骂骂咧咧的？
   其实不仅是公众，“辨别真伪”也成了救助管理站工作中的最头疼的难题。有限的资金和救助资源，却不一定能花在刀刃上。　
“对于那些拒绝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还有一些职业‘乞丐’，甚至到救助站来骗吃骗钱，辨别难度不小。而这在管理上也还是个盲区。”长沙市救助管理站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现在他们除了“耐心的甄别”，同时重点关心那些流浪的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外，还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农历狗年大年初一。
一大早，16岁的王西便被来自四周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给吵醒了。此时他所在的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则显得相对安静，没放鞭炮。在管理站大门口，几个退休老人早早的摆开了象棋。
“今天这里没放鞭炮，早饭主要是2个馒头。”下午2点左右，隔着一道铁门，胖墩墩的王西有点口齿不清的告诉记者。站在王西身边， 68岁的攸县人王志坚摸着孩子的脑袋，惋惜的对记者说：“王西这孩子是西安人，14岁就来这个管理站，已经有2年了，但是总说不清具体地址，一直没办法回家。”
    王志坚随后告诉记者，自己来这里刚刚3天，今天早上也是2个馒头，初一没放鞭炮让他感觉有点失落。“整体感觉伙食算不错的。”他又补充道。
此时，位于救助站大厅门口的爱心超市门窗都关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初一是全年“唯一关门的一天”。
透过写有“每人可领一件”等内容的窗户看进去，一双双步鞋和一件件捐赠过来的衣物摆放整齐，一个用于记载领取“爱心物资”情况的记录本被挂在窗边的墙上，翻开的页面上写的满满的。此时，在管理站保卫室隔壁，包括4个孩子在内的14名受救助者正围着一台电视看喜剧影片《东成西就》，不时有轻轻的笑声传出来。而本来想把行李托付在保卫室的求助者刘世昌，在被保安人员按规定回绝要求、帮助安排房间放好行李之后，也慢慢踱步进了电视室。
隔着一道铁门，52岁的刘世昌轻声告诉记者，自己今天刚来这里，只是有点担心行李在里面会被偷，所以想放在保卫室。
“我在广东汕头打工，辛苦钱却被人抢了，还被打伤了。报了案，当地派出所正在处理，一直没等到回音。”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他拿出一张当地政府为该他开的介绍证明给记者看。
“汕头把我卖到广州，广州把我卖到长沙。” 刘世昌谈起自己的经历还多少有些激动。而在记者提出是“送”不是“卖”的更正后，他连说对不起，说“自己太累了”。对于为什么没直接回永州，刘世昌边后悔边自责：“在广州救助站那里没跟人家说清楚，只说自己是湖南人，他们就给我买了一张标价为99元广州到长沙的火车票。加上一路上睡的迷迷糊糊的，在永州站没下车，要不早到家了。”
“现在只能到这里先住下休息一下了，还想看看伤，希望明天就能回家吧。” 刘世昌捂着肋部，边说边屋里走去。

（二）
3点10分，太阳斜照，管理站门口的一间房子里有人玩起了麻将。此时，拎着一包简易行李的杨恩助出现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门口，一个值班工作人员迎了上去。
杨恩助告诉工作人员和记者，自己在长沙打工，钱被偷了，报警之后等了2天没什么消息，一直睡天桥，没钱买票回家。
“想请你们帮忙联系一下家里，来接我。” 在详细介绍了自己的遭遇后，杨恩助搓着双手，有些紧张的向救助站提出了请求。工作人员立刻为他拨通了远在云南家里的电话，在说了一句“爸爸”之后，杨恩助拿着听筒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2分钟过后，令在场人颇感意外的是，杨的家人要求和救助站工作人员通话，并对该工作人员说明了对杨恩助“不信任”，拒绝了来接了他要求来接的请求。
泪流满面的杨恩助随后告诉在场的人，自己在3年前来湖南读书，当时高兴的家里人让他做飞机来报道，谁知道却被骗了。那个私立学校很快就垮了，杨恩助和同学请律师打官司，却又一次上当。
“家里并不太相信我对这些事情的解释，闹翻了。我也就再没回家，在长沙打工近3年了。” 杨恩助说。
“3年没回去了，也没赚到钱，现在想回家却回不了。” 杨恩助说。
正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立刻向杨恩助家人解释了事实情况，并留下了救助站的电话号码“以供对方联系和查实”，杨恩助家人也答应“核实后”晚上再打电话过来。整个通话过程共用了十七分钟的时间。
看着杨恩助递过来的身份证，该工作人员告诉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可以选择留在这里或者离开”，而留在这里，就要有吃苦的准备。“无论多苦，都要坚持几天，等问题解决。”该工作人员如是反复叮嘱。而杨恩助决定先不住进去，等家里电话来了之后“再说”。随后，杨恩助提出向记者要一张名片，说万一他父亲来电话核实，要记者帮忙证明他的确是在长沙市救助站。
在略微犹豫了一下之后，记者还是拿出一张名片给了他。
   “对杨恩助这样的人，我们的确非常同情，也会想办法尽力帮助解决问题，但是情况的确比较复杂。”在杨恩助走到远处坐下后，工作人员叹息着对记者说。
（三）
3点30左右，一个没有行李、只手里拿着一张火车票的年轻人来到管理站。他急匆匆的告诉记者和工作人员，自己是湖北的，邵阳救助站给他买了一张邵阳到汉口的通票，转车点是长沙，但现在“这边却转不了车”。工作人员告知其转车方法，并建议他马上赶到火车站，“不要耽误了回家行程，浪费了手里的火车票”。
年轻人表示，从长沙到汉口的火车很多，自己“不急”，并主动提出饿了，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包方便面，对工作人员给的“到火车站边等边吃”的建议不加理会，坐在救助站门口的椅子上吃完才离去。
   针对这是不是到管理站骗火车票的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敢确定他来这里的真实意图，这样的情况不少。”
（四）
下午4点30分。
一个背着旅行包的年轻人站在了管理站门口，在工作人员上前询问情况的时候，他告知：“我是贵州人，在长沙打工，今天在火车站身上的100多块钱被偷走了，要你们救助。”
 “报警了没有？”工作人员问。
 “当时就报了110。”年轻人回答。
工作人员随后建议这名年轻人“到火车站派出所报案”，拿报案登记证明来办理救助手续，这样“按程序来事情就比较好办”。年轻人则开始有些激动，一口回绝了工作人员的提议，不停的在絮叨着什么，大约2分钟过后开始哽咽起来，而始终重复着的一句话是：“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只要你们帮助我回家，不救助我死掉算了。”
大约3分钟后，在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下，年轻人答应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再说”。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被偷也只100多块钱，已经报了110了，我不想再去报警了，只要他们救助我回家。”在记者上前采访他时，年轻人不愿意告诉姓名，哽咽着告诉记者。当记者提出先给他10元钱买点东西吃一下时，他拒绝了，接了记者递给他擦眼泪的纸巾。
 “谢谢。我不会吃这里的东西的。”他对记者说。
    年轻人的不配合，在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看来就显得“十分平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见多了”。
“人心隔肚皮，很难知道真假。”一工作人员对记者感叹救助站工作“难做”。他告诉记者，这些来求助的人形形色色，有些情况很难把关。“现在有少部分人来这里就是骗吃骗喝，甚至骗火车票到车站‘退票拿钱’。有的人还来第二次。”工作人员说起这些一脸无奈。
“那些真正想进来的，都是没办法必须要靠救助的人，而很多不愿意进来的，都是‘混’的比较好的，过来也只是想弄点钱。”该工作人员说。
一个在长沙火车站流浪的人也亲口告诉记者，自己也去过救助站，但是感觉在外面比里面“好多了”，每天能要到几十块钱，还很“自由”。
  在临下班回家的时候，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不愿告知姓名的值班领导答应和记者“聊聊”。他告诉记者，在来求助的人中，“不愿意配合”的情况并不少见，处理起来“比较棘手”。
“从人性和良心的角度来说，看着他们的眼泪，听着他们诉说自己的不幸境遇，我们同情，难过，感同身受；而从职业和理智的角度来说，我们又不能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审视他们，询问，查证，辨别真伪，保持应有的克制和怀疑。”该值班领导如是告诉记者，“但是不管怎么样，救助人始终是第一位的，我们会先安定他，再慢慢想办法解决问题。”

（五）
截至下午4：30分的登记记录显示，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大年初一当天一共花了730元买了12火车票，12个求助者因此踏上 “旅途”。
除了仍在大厅等父亲电话的杨恩助和不愿去派出所报警的贵州青年外，长沙市救助中心值班室内的登记本显示，目前站里一共收留了63人。其中成人有58位，而列在“正常人员”栏下的只有18位。非正常人员分为两类：“痴呆傻人员”共40人，其中近30人登记名称为“无名氏”的人都在这一类人中，另外一类“残疾或精神病人员”人数记录为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人用“无名氏”来登记，是没办法的事情，都是些实在没办法查出名字的“有点问题的”。“但凡能说出一点有用的资料，都尽可能写在他们登记卡的备注栏里了。”该工作人员说，今天登记的“人员数量和构成都与平时差不多吧”。记者入内“看看”的要求被管理站方婉言拒绝。而对于管理站的条件，值班领导表示“不予评价”，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个房间都是住8个床铺左右，吃饭条件也“还可以”。
对于2003年底由长沙救助站发表致市民书，到现在的效果如何？工作人员只是表示，“真正自己主动来的并不如想象中的多”。
求助者王志坚对记者说，里面的伙食没有分开。自己这几天和那些“有问题的”混在一起吃饭，很不习惯。
“不想呆下去了，过两天就走。”王志坚说。
“回家吗？”记者问。
“不回。我一个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子，就呆在长沙要饭吧。”王志坚的回答里有一种难言的悲凉和无奈。

 

今年春节因种种原因没回家过，突发奇想大年初一跑到本市救助管理站看看，顺便采访写点东西。
   中午，四个老人围坐在门口下象棋，他们告诉我上午已经有电视台来采访过了。
   果然，带着耳塞听歌的那位值班人员告诉我，上午有人来采访了，他们领导也在，下午领导不在因此不接受采访。
   其实不用说我都一清二楚，上午的采访是他们“官方”安排的，给记者打了红包，要他们歌颂这里的小和谐社会的。
   没领导不可能让我就离开，自己四处转悠。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窗户上贴着“365天不关门”的爱心超市门窗紧闭，一个值班人员在听歌，一个在里面睡觉，一个保安很无聊的守在保卫室里，我走了进去。
   这个保安倒是很大方，可能的确没太多事情做。在保安室旁边的饭堂里，隔着窗户看过去，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里面看《东成西就》，但是我发现笑的人很少，更多人是表情木然，若有所失的样子。
   从保安室里的一道铁门过去，就是那些流浪者住的地方，但是这个不错的保安也敢冒着丢饭碗的危险让我进去。于是一切采访工作只能隔着那道铁门。
    从铁门看过去，里面应该是个不小的大院子，宽大的天井被蓝色的塑料雨棚罩的严严实实，让里面房间、假山还有进进出出的人都笼罩着一层怪异而令人感觉窒息的色调。
    先对着里面拍了一些照片。十来分钟过后，从外面进来一个50来岁风尘仆仆的人，他想把行李放在保安室，怕拿进去遭偷，被保安拒绝了。据他告知，老家是永州人的他在汕头打工，被人抢了钱，而且被打伤了。在汕头当地报了案一直没信，就由当地救助管理站带着当地一张证明被转到广州救助管理站，然后又到长沙。他絮絮叨叨的讲了很多自己被抢被打的细节，而我最感兴趣也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把自己这些过程统统说成“卖”。
   卖来卖去。他的说法不禁让我想起以前的“收容遣送时期”，派出所为救助站送人，一个人几百元人民币，收容遣送站再让这些人的家人拿钱赎人。现在把“收容遣送”改叫“救助管理”，至少听起来人道而和谐了一些，不再那么刺耳。但是这个50来岁的人依然习惯于用卖这个字眼。
   聊了一会他就慢慢踱进食堂看电视去了。不一会看见他出来，裹着一床被子，躺在天井中间的长石凳上睡觉了。
  这时候铁门那边又过来一个68岁的老人和一个14岁的小孩子，聊了起来。
   老人对这里很大的意见。大年初一早上没放鞭炮，早饭也只有2个馒头，来自西安的那个小孩也说着同样的话。老人刚来几天，对于和那些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吃饭感觉很不舒服，觉得伙食和住宿都不行。小孩子因为太小说不清家里地址，在这里面住了有2年了，已经非常想出来。
    老人说，自己过两天就出来，不回家，情愿在长沙要饭然活老死，他觉得这里不是人长久呆的地方。
   随后我翻了一下登记表，发现50多个人有40多个都是无名氏，保安说这些人都是头脑有问题的，或者是弱智或者是精神病，说不清白什么东西了。
   这时候，有个18岁模样的年轻人来找这个孩子要手纸，结果一个一看就知道脑子有问题的人也来要，被年轻人狠狠的挖苦和呵斥了一顿。在聊天的时候，不时看到痴痴呆呆的人在里面来回走，还有新疆小偷模样的少年，同样对人翻着冷冷的白眼。
    据说，过年时候不少来救助站的人都是冲着火车票来的，他们拿票可以到火车站退钱。一直到下午4点，陆陆续续来了4、5个请求救助的，都是80年代的模样，基本情况都是打工，钱被或偷或抢，实在是没办法了。
    有一个年轻人，云南的，在湖南读私立高校被骗了，家里人当初让他坐飞机来上学，现在不相信他的遭遇，他就在长沙打工有3年没回家。在救助站拨了家里的电话，要家人来接，被拒绝了，伤心大哭。工作人员还是通过电话与其家人解释了一下情况，后来对方答应在核实情况后再回电话过来。
    另外一个头上有伤的年轻人对救助站要其先报案的要求不太配合，女工作人员在讲了2遍要他先报案再说遭到拒绝后就回了值班室不见了，值班领导劝其先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也开溜了。
     我上前问了一下情况，年轻人就哭了起来，我拿出10元钱想让他先买点东西吃，也被他拒绝了，在我走的时候说了一声谢谢叔叔，让我有种说不清的感觉。
    出门的时候，听到值班室里传来了麻将声。
    大年初一的城市，街上人和车都很少，没有了平时那种喧闹和嘈杂，让人感觉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空旷和荒凉。在红绿灯路口，一个手里拿着一大截甘蔗的乞丐，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已经离开了人世。

 

 

     昨天单位年终团拜会，拟邀名单上本来有很多政府各要害部门的领导，最后却只来了几个。在走一下过场之后，这几个领导饭都没吃就走了。我就问办公室主任大姐，怎么回事？她说，这些人都在赶场子。虽然我们的大红包早就挨个递过去了，但是别人不见得有空赏脸吃饭，太忙了。

    原来如此。

    小职员们每到年末，就盼着单位打个大点的红包，好回家好好过个年，记者们出去采访，总希望能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拿个红包，物质精神双丰收，不然很不爽。但是，以我的体验来看，这两种都比较难。

    相比起来，领导们的红包拿起来就容易的多了。

       如果改革只是少部分人受益，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惠，那么它无疑是失败的。当然，从现在大力提倡的“自主创新”、“和谐社会”等一些概念来看，政府高层欲修整改革的决心也很明显，但是在改革进入攻坚战的时刻，一切后果尚难预料。
      近30年的改革线路图，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个GDP的数字游戏。
       看了一个报道，说2005年中国农民增收比例为6％，但是大家都知道的是，最近很多年，中国的GDP都是两位数以上的高位增长。这个对比说明了什么？在湖南省关于十一五规划的专家会议上，一个专家建议把城市GDP增速和农民的增收（农村GDP增速）拉开档次，但是不是后者高于前者，而是前者高于后者。因为，如果二者一样或者后者高于前者，在增长的基数不在一个重量级的情况下，二者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都只会是一句空话。在本届两会期间，省财政厅的工作报告也受到了很多代表的质疑，财政主要着力的地方是什么十大标志性工程，什么小巨人企业，对他们支持不遗余力，原因是什么，还是GDP。但是在民生方面却增加太有限。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企业和政府关系紧密，暗箱操作、官商勾结必然暗流涌动，很多企业所面对的竞争环境恨不公平，招商引资环境恶劣，对招近来的企业“关门打狗”，企业的自主生存能力不行，天生缺钙，走不出去。比如，友阿这些湖南零售巨头在省内牛皮烘烘的，却怎么也没见到走向全国，而广东新一佳这些，却能在全国市场和家乐福这些企业展开竞争。接触过不少广东、台湾来的投资商，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主动融入这边的游戏规则，但是私下言谈中却充满怨言。在这里做事非正常支出要高得多，做事要难的多。
    有个孩子和我说，自己的父母做什么事情都要给别人送礼，哪怕是对方应该做的“份内之事”。他不习惯，但是大人们对这一切已习惯了。受礼的人习惯了，没礼不办事，送礼的人也习惯了，不送怕事办不成，长此以往就成了潜规则。曾经采访过一个税务局一把手，大谈自己是节约型机关，中午搞招待，7、8瓶茅台，一桌就是万八千之多。在一个市州的税务部门吃饭，一个企业老板埋单的晚餐，喝的是五粮液，发的是7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在这里，抽蓝杆芙蓉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身份的象征。烟厂永远不会倒，污染环境的小化工厂永远不会全面关闭，带血的煤矿永不会垮掉，常常出现检查的人今天走，明天就开门，而在不知道已经被媒体发现的情况下，从市领导到镇领导面对镜头一起撒谎的场景。因为要从这些地方要GDP，政府领导说：宁愿毒死，不愿穷死。可是有理智的老百姓却没这么说。
     农民的土地不断减少，因为种粮对GDP的作用太小了，土地征用后，堂而皇之的用，农民也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城里人，叫洗脚进城。进城后他们干什么？他们自己不知道，也没人真的关心这些。在普遍意义上，农民尽管增收了，但是化肥这些物资的价格增长均在10％以上，所以不要怪他们不愿意种地。目前所谓的城镇化进程也是强制型的，在GDP目标下官员的政绩需要，这些骤然失地的老实人，没有知识，不适应城市化的老实人，在中国这么多大学生都无法就业的情况下，根据就是失业。而医疗、社会保障离他们真的很远。后代的教育、医疗、住房，对于他们，对于我们这些人，象山一样。
     而他们哪怕摆个地摊什么的，还要躲避城管的粗暴执“法”，还要面对城里人鄙视的眼神和嫌恶他们时的唾沫。其实对于这些城里人中的大部分人一样，三座大山同样压着，可笑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看到比自己景况更差同类的时候，不是同情而是蔑视。
    而众所周知的是，拉着中国GDP前进的“三架马车”中，消费起的作用是最小的。但是奇怪的是，中国人民在银行里的存款额非常巨大。有人说，一个人多拿100元钱来消费，中国就多了1300亿的消费。可是为什么在经过多种刺激手段都采取了的情况下，这些存款不为所动却越来越多？首先是这些存款中的大部分是占中国人口小部分的“先富阶层”的钱，他们的钱很难再拿多少出来用于消费，因为他们宝马这些奢侈消费品都有了，很难再有什么刺激了，除非再投资。而真正有消费欲望的绝大多数人，存了比例不大的那部分钱，他们不敢轻易动。年轻的要存几年买房，然后存钱养下一代，老人要存着治病养老。所以不能怪他们。
    有个比方打的很有意思。有两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同时发现金矿，有两个老板分别雇佣十个工人，进行开采。第一年两个人都赚了100万。第一个老板自己留下50万，把另外50万分给工人，每个人平均是5万。这些矿工于是就会有要讨老婆生孩子，不住窝棚住房子等等需求，而且在吃饱之外有这些余钱进行消费，于是这个老板用手中剩下的钱投资房产，教育，饭店等等，把这些钱又基本赚了回来。自己的雪球越滚越大，相应的部分矿工也富裕起来，在当地进行别的开发，人口也越来越多，几十年或者更久之后，这个地方矿虽然采完了，但是成了一个功能完善的小城市。
    而另外一个老板，他把90万留给自己，每个矿工平均1万，基本就是填饱肚子而已。这些矿工在数年后仍然住着窝棚，就算有老婆，孩子没有知识，只会继续给这个老板打工。在多年之后，矿完了，这个老板一个人富起来走了，而这些矿工就会失去唯一的谋生工作，他们都去找下一个矿，这个地方会更加荒芜，成为不毛之地。
    中国很多地方的发展就是第二种，掠夺式的。没有注重可持续性，和谐性。
    中国的城市在发展之初是靠农业和农民补血的，中国现在的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民工，中国的GDP有很多农民的血汗和泪水。中国的投资拉动也是建立在普遍大众作为全世界来说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的价格基础上的，同样是掠夺式的。
     比如，在我所在的省份，对500强的引进就有饥不择食的感觉，这些企业在占着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享受着国内企业难以享受的特权时，赚取着大把的财富，成了政府炫耀的一个资本，却很难说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实际好处。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中国被评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公平环境最差的一个国家，现在有点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那个物质匮乏时代里名叫公平的东西，对社会主义理想向往的纯真，还有大部分人具备的良心和公德。而现在充斥社会的尔虞我诈，冠冕堂皇，信仰丧失，官员腐败，环境恶化，社会矛盾从隐到显，这些东西是高GDP所掩盖不了的。但是更让我们遗憾的是，应该代表大众良心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和权贵阶层胶合在一起，卖文鼓吹，不顾党和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在GDP游戏中，黑白颠倒，官商勾结，一起揽金狂欢。
     我们也只能为数量有限的郎咸平们鼓掌助威了。如果社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那么我们只能期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脱掉自己的底层外衣，变成权贵吧。否则，你也只能一辈子为了一套房子，为了儿子读到大学，为了老了有钱看病而劳碌一生了。
下面链接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篇文章，关于MBO的，其批驳对象的文章请自行搜索：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3&ID=949818&page=1

    最近忙的一塌糊涂，时常3点多睡觉，单位的人都说我精神不好，眼圈黑，眼袋明显，面色苍白无光。每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总会一阵紧张，感觉自己已经老去。
    好久没上网了，虽然在一个月前非常好奇的搞了个博客，还胡乱写了一篇文章放在上面，但是很快我就失去了兴趣。后来，因为有次我上MSN看一个朋友的博客，想给他的文章写几句话捧场，却发现我不是MSN会员，没写成。
     于是我决定把我的阵博客地也搬到MSN上来，这样不但可以和他们的在一起，还得到了一个不错的邮箱。更让我感觉欣慰的是，这竟然让我少了一种孤独感。

     重新开始。和生活中很多计划、很多事情一样，我在MSN重新开设了我的博客。事实上，我觉得一件事太深入之后的会让人有种恐惧感，而这种新鲜感则有助于让我逃避这些。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骨子里的软弱，似乎还有一些残留的青涩。
    我想捧场的这个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贴了些以前的文章。一看就知道，那是他在大二或是大三暑假写的，记得他当时对我说，那些是他自己伟大的小说处女作。
    当时，七八月份的长沙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校园里空荡无边，除了我们两个，其它人都回家了。我找了一份家教工作，天天出去，他一时没找到事做，就写自己“充满海南风味”的小说。小说中的这种气息让他自我陶醉，在晚上我回来之后，会激动的对我读上一些，谈一些写作感受。写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在很多次想动笔时我却总是发现我脑袋空空，无话可说。当一个能写小说的天才出现在我身边并且和我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时，我也被他感染而激动。
   晚上宿舍太热，没办法睡觉。因此在傍晚，我们会一起到外面吃最便宜的盒饭，回宿舍洗冷水澡。之后，各自卷起凉席来到楼顶上。此时一般都是繁星满天，黑色的天空在我们的头顶显得广阔无边，让人感觉心驰神往，总忍不住大叫几声。在微风习习的楼顶上，踏着温热的屋顶楼板，我们放声高唱，毫无章法的聊天，偶尔也喝点啤酒，吉他常常就是那么几个简单的和弦调子，但是很享受。到了躺下睡觉的时间，一般会先听上一阵电台，最喜欢的是湖南交通频道FM97.5的老歌，聊各种话题，然后沉沉睡去。
     而早上，必然是我先被滚烫的太阳晒醒，不得不爬起来去上班。他必然还要赖一会，然后回宿舍继续睡。 

    仿佛在一瞬间想起了这些，也仿佛在一瞬间失去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人，其它一些事，就如同这段时光一样，凝聚成回忆这个无情的字眼。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过去的美好的东西在某些日子会突然在我们的记忆里奔涌出来，但是我想忙碌的我们只是偶尔会想起。每天上班，做事，精疲力竭的应对生活。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距离和岁月逐渐把它们变得血肉模糊，最终让我们在老去时非常不甘心的并且非常悲哀的对一切细节无从记起。
    又是一年，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又过去了，就如同前面的20多年一样，变成些许记忆。

    青春，真他妈的青，真他妈的春。